论“富”与“贵”(下)

2016-11-15 14:57:16 来源: 人力资源报 条评论

  核心提示:先秦时期的吕不韦,是中国由富及贵的一个典型,但结果是善始而未能善终。明初有个沈万三,为江浙巨富,还是开国元老刘伯温的朋友。他以为凭着金钱的力量和上层的关系,就能高贵得不可一世,结果他的大款派头让皇帝都感到不爽,轻而易举地定其为欺君之罪,发配到四川充军去了。

  先秦时期的吕不韦,是中国由富及贵的一个典型,但结果是善始而未能善终。明初有个沈万三,为江浙巨富,还是开国元老刘伯温的朋友。他以为凭着金钱的力量和上层的关系,就能高贵得不可一世,结果他的大款派头让皇帝都感到不爽,轻而易举地定其为欺君之罪,发配到四川充军去了。

    

古代中国是一个权利支配财产的社会,如果发现某人富到一定程度,对统治权力构成威胁,那他的结果就一定是“多藏厚亡”了。富人要转为贵人,不能不懂得“富而好礼”,不能不多花一些时间思考为人之道,为善之道。

    

汉武帝时期,匈奴南侵,连年战争,国家财政困难。当时的河南卜氏,世代勤劳,家业兴旺,他上书朝廷,愿意将家产的一半捐献给国家。事后,武帝派人询问他是否愿做官,卜氏回答,自己从小做牧羊人,没学过仕宦,也不想做官。又问他是否想申冤?卜氏回答,自己向来不与人争,和邻里相处很好,没有仇人,何来冤情。再问他为何捐献家产?他说,匈奴犯境,国家派人征伐,国库空虚,自己量力行事,希望将匈奴赶走,人民太平。当时包括宰相在内的很多人,都认为卜氏一定有所图,所言不能当真,但是武帝深信其忠义,赠他官职作为酬劳,最后卜氏官至御使大夫,赐为关内侯。这个卜氏,就是一个希望由富及贵的人们的成功榜样。

    

但是,如果从前致富的途径过于偶然或者不义,那么,要完成从“流氓”向“绅士”的转变,难度一定更大。至于由贵及富,相对于由富及贵来说,或许要容易得多,但若不懂得取之以道,同样有相当的危险,“凤凰落草不如鸡”的事例比比皆是。

    

当然,这里的“由贵及富”的“贵”,通常的含义应该是“权贵”。遗憾的是许多权贵往往不满足于依靠俸禄治家,总是利用地位和特权“以身发财”。晋代的石崇在当荆州刺史时利用船只做起江洋大盗,成为巨富,他不仅大胆致富,而且大胆斗富,甚至要把皇亲国戚们比下去。于是引起了众人的嫉恨不满,最终被设计告发处死。如此的利令智昏,其实本来就是找死。然而,不遗余力步其后尘的人几千年来从未断绝!

    

“权利”的含义,本来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可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,当与义务相对;但是现在的许多人,对“权利”两字的实际理解已是有权就有利、无权难获利了。于是人人都想做官,做官以后还要将权与利享用到极点。所以,尽管今天的权贵越来越多,但是真正的贵族与贵族精神却是越来越少。

    

中国的贵族精神其实就是君子传统。旧时商人在店堂内总是悬挂着“陶朱事业,端木生涯”8个大字,为的是标榜自己属于儒商一类。陶朱,指春秋之末的范蠡,他无论从政还是从商都是智慧过人,“功成身退”以后迅速致富,一旦发家又广散钱财,“富好行其德”。端木赐,即孔子的弟子子贡,他利口巧辞,善于外交,经商发财,“家累千金”。《论语》中所言的“富而不骄”、”富而好礼”,子贡是当之无愧。人类社会真正的贵族与贵族精神,无论在哪一个时代,从来都没有彻底泯灭。“贵为天子,未必是贵”,“贱如匹夫,不为贱也”。沧海横流,方显出贵者本色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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